路灯的光照下泛着暗沉的光泽。更远是住院大楼的背面，零星的窗还亮着灯，那是值夜班的护士站和偶尔需要夜间监护的病房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看着窗外的夜景，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对自己说：“周淑芬，你现在面对的情况是这样的。你有一个高度可疑的嫌疑人，但你没有直接证据。你有药物检测结果，但你不知这种药物的名称、来源和获取渠。你有上的创伤记忆，但这些记忆是碎片化的，无法作为完整的证人证词使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从窗边转回来，重新坐到实验台前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如果我现在报警，会发生什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开始推演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警方会要求我提供证据。我能提供的是两份检测报告和一张来访登记表。检测报告可以证明我内存在不明化合物，但不能证明这种化合物是谁投放的。来访登记表可以证明苏逸在特定时间进入过我的诊室，但不能证明他了什么。警方需要的是直接证据：监控录像、目击证人、或者在苏逸上找到同种药物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监控录像。”她想了一下。“诊室内没有监控摄像。走廊上有，但走廊摄像只能拍到苏逸进出诊室的画面，拍不到诊室内的情况。而且医院的监控录像保存周期是三十天，今天是六月三十日，六月十日的录像可能已经被覆盖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的眉微微皱了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即使录像还在，它也只能证明苏逸进入了诊室，不能证明他在诊室里了什么。这和来访登记表提供的信息是重复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目击证人。没有。那三分钟内诊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在苏逸上找到同种药物。这需要警方对他进行搜查。但搜查需要搜查令，搜查令需要法官签发，法官签发需要合理的怀疑依据。而我目前能提供的怀疑依据不够充分。一个高中生来医院帮同学取钥匙，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行为。仅凭他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，不足以构成搜查令的签发依据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将这条推演链走到底之后，得出了一个她已经预料到的结论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报警在目前阶段不是最优选择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的语气在说出这个结论时没有任何遗憾或沮丧。这不是因为她不想追究，而是因为她的理告诉她：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报警，不仅不能达到目的，还会打草惊蛇。如果苏逸真的是那个人，一旦他知有人在调查他，他会销毁证据、切断药物来源、甚至可能对她采取进一步的威胁行动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且报警意味着这件事将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秘密。警方、检察院、法院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信息的风险。她是魔都协和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，她的名字和“被下药迷”这几个字出现在同一份案件卷宗里，无论最终结果如何，她的职业生涯都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害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对这个现实的认知是清醒的、冷酷的、没有任何自我欺骗成分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所以我需要的不是报警，而是更多的证据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打开手机，进入备忘录应用。备忘录里已经有了几条之前记录的内容，都是关于六月十日当天的时间线重建和症状描述。她在最新一条下方新建了一行，输入了三个字：

        药物来源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看着这三个字，在脑海中展开了下一步的调查方向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如果这种化合物不是常规药物，那它的来源有几种可能。第一，地下药物市场。第二，暗网。第三，自行合成。第四，从科研机构或药企的实验室出。”